三、执法权下沉到底的法律支持 （一）执法权下沉到底的改革程序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治国之本，无论如何都必须坚持。

五、结语     权力是法理研究中的永恒话题，不同时代背景赋予了权力研究的崭新维度。有关权力与法律对社会复杂性的应对，另可参见泮伟江：《法律的二值代码性与复杂性化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57页。

卢曼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反对福柯将权力视为社会控制或普遍限制的手段，因为如此一来，将会影响社会子系统为有效应对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高度复杂性而进行自主选择和排除的能力，否定由此形成的社会功能分化的格局。实际上，福柯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14]参见泮伟江：《法律的二值代码性与复杂性化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48页。四、权力媒介性与权力生产性的矛盾消解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分歧主要就是权力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的定位与作用。哈贝马斯将之批判为压抑的反升华，认为福柯的出发点与马尔库塞（Marcuse）的性解读一致：性遭到了贬斥，沦为控制手段，失去了色情意义。

总之，权力范畴的法理研究仍然值得深思，而社会学的理论观察无疑是重要的知识补给。进入专题： 权力生产性 权力媒介性 。因此，我国地方性法规审查基准初步呈现为以关联性原则为内在逻辑，区分融贯目的-价值目的-效用目的之三重审查基准（如图1所示）。

[4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权。民主立法原则要求立法存在着一种对民主与共同善的价值预设。[9]另有学者则从规范角度切入，认为其既是技术规范，也是一种既定规范，包含了上位法规范本身及相关的原则、判例和惯例等。例如，甘肃《保护条例》案、著名商标案、超生即辞退案中，立法审查主要针对之事项内容，都属于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的中央要适当加强之事权，[41]是必须遵循统一的秩序，在价值目的方向上与国家大政方针存在着一致性。

审查机关认为，针对从事家畜产品规模化销售设定行政许可，不违背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精神和原则。要实现这种目的效用，法律必须存在内在的融贯性，不得自相矛盾。

对涉及环保问题考察其立法宗旨，并不仅限于《保护条例》这个案例，2018年对《吉安市水库水质保护条例》的审查，也从另一侧面表现了这种审查的实践。本文拟在分析过往审查案例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地方性法规审查实践中存在审查强度分层的不同合目的性要求，尝试剖析地方立法审查基准构造的权力逻辑。[4]参见朱宁宁：《将备案审查由重器打造成利器》，载《法制日报》2019年12月17日，第5版。[5]2019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了《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工作办法》），其第三章审查标准从抵触与不适当两大原则出发，确定了两个审查标准，规定了与法律相抵触、明显不适当的若干情形，此外还列举了违背宪法、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不符的两种情形，笔者将其概括为合宪性、政治性、合法性与适当性四个审查标准。

审查基准存在的意义，在于提供一套成文化的衡量尺度以帮助审查机关基于具体审查中的权力关系差异来判断自身如何行动。手段合乎目的，乃其基本内涵，它包含联邦与邦之关系和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之关系的双重意义。其一，规则设计时立法手段选择与相应立法目的不匹配的。相应审查案例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护条例》较低的保护水平导致该区域环境问题凸显，与当前全国范围内和全党上下重视生态保护的大政方针相违背。

因此该审查对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事实裁量空间予以了介入，属于考察手段选择与立法目的是否相符的效用目的评价。因此，合目的性中包含基于法律体系融贯性的前提限制。

[15]诚如一些人大机关负责同志所言，如鸭子浮水，工作不在表面, [16]无法通过直观方式来呈现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对立法活动本身提出了一种实践民主与正当性价值之目的追求。

[14]由于此前这种模式长期不公开，备案审查工作事实上就成为一种制度黑箱（Black Box）。基于《立法法》73条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的要求，下位法的内容缩减在规范文本上并不抵触上位法。首先，考察规范文本的融贯目的审查，集中适用于地方属性较强的事项。最后，认为放水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相应立法历经三次修正，始终与国家规定不一致。再次，科学立法原则诠释了一种效用最适当的合目的性要求。[29]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针对上述两种行为设定行政处罚，属于地方适应新情况新需要作出的带有创制性的规定，应当允许探索。例如，2017年对地方性法规规定著名商标制度的审查，[33]相应地方性法规中的著名商标制度规定并未直接抵触上位法，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主要是由于（该制度）干预市场公平……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不符。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种裁量的权力并非不受限制。从一些相关案例来看，这类审查在生态环保、计划生育等重大领域较为常见，涉及这些领域的内容尽管属于地方立法权限的范围，但都与近年来中央深化改革所提倡或调整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

[17]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其三，审查机关在审查活动中拿捏失当，引发国家权力的内部紧张。

这些审查分层的实践，最终成了描述我国地方立法审查基准形成逻辑的基础。合目的性要求诠释了一种基于法制统一原则的规范文本融贯意义。地方性事务是指不需要由全国作统一规定的事务，主要与执行性立法相区分, [40]而本文讨论的地方属性则指向一种与地方更紧密联系、体现本行政区域实际的性质，包括中央无需规范或规范无法精细的事项。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019年，又对部分地方性法规中对有违法记录的机动车实行累积记分办法，扩大了现行法律规定适用范围规定的现象进行了审查。[32][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42]沈春耀：《适应全面依法治国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在第二十三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6期。[18]刘松山：《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和宪法监督需要研究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3期。Williamson County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v. Hamilton Bank of Johnson City 473 US 172(1985). [28]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352页。

与此同时，从审查基准的内涵反观上述审查制度，可发现它们都是基于各自的权力关系特征，建立在本国宪制架构上的合目的性审查的审查模式，并据此逐渐形成各有特色的审查基准方案。对立法的审查也应当包含对此的审查要求。作者简介：周宇骏，湖南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当前我国地方性法规审查实践，在审查强度区分上已逐渐演化出一种特定逻辑：越接近地方属性的事务，中央立法机关介入程度就越低，审查强度会越弱，一般仅会进行规范对比和文本审查。

（一）基于人大权力结构的审查基准 审查基准的表现形式是以一套逻辑描述不同审查强度分层的归入方法。这种现状，或将引发一系列的消极后果。

以之为前提，根据所涉及的地方立法事项，有针对地考察地方立法在该领域同中央立法之立法目的的符合程度，便成为立法审查的核心内容，也是从立法角度调适上述权力关系的通行做法。例如Gonzales v. Raich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认为联邦立法有权根据州际贸易管理权对大麻进行管制物品限制。

（一）考察规范文本的融贯目的审查 对规范文本之融贯目的考察，展示了合目的性审查的规范性要求。在这种黑箱的影响下，既有的研究更多是像传统中医一样，通过一种控制论视角，从有限的信息输入和输出结果出发，借助一套自洽逻辑去描述其系统功能，而不曾从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实效性的审查尺度与类型化规律，形成关于审查基准的权威统一认识，准确描绘出反映我国真实制度样态的审查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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